第1章先秦哲学-《中国历代哲学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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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所肯定的“和”是一种朴素的对立统一,也就是集合了许多不同的对立面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统一体,如同厨师要用水火醋酱盐梅等不同性味的佐料才能烹调出味道鲜美的羹汤。而晏子所谓的“同”,则是一种简单的同一或等同,具有排斥异端的特点,没有矛盾,没有差别,是一种是即是否即否的绝对等同。晏子主张“和而不同”,也就是肯定具有对立统一性的“和”的意义,而否定没有差别矛盾缺少丰富性的“同”,表明他已经在较为朴素的层面上把握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原则,代表了春秋后期辩证法思想发展的新高度。
列子,名寇,生卒年不详,郑国莆田(今河南郑州)人,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
传说列子修道炼成御风之术,能够御风而行,常在春天乘风而游八荒。庄子《逍遥游》中有此描述。
列子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他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是道家重要典籍。《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抄录了先秦的一些材料,但大部分是魏晋时代的思想。基于此,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列子》是魏晋人编造的一部伪书。该书共分为八篇,每一篇均由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如“愚公移山”“杞人忧天”“歧路亡羊”等,寓道于事。
自然天道观
在世界起源问题上,《列子》从物质本体宇宙生成和物种转化的角度阐述了“道”的理论,构成了独特的自然天道观。《列子》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一个统一的本质,即“道”,它无形无象,无增无减,不由他物产生,却能产生其他事物,它是世界万物变化的根本。世界上有形的万事万物的产生,都是由“易”,即气的本体演化而来。
辩证法思想
《列子》继承了前代哲学中的辩证思想。它认为宇宙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的。《列子》说:“常生常化者,无时不生,无时不化,阴阳尔,四时尔。”万事万物的变化表现为有损有盈有成有败有生有死这样一种状况。《力命篇》中说:“自短非所捐,自长非所增。”表明物质和运动可以由一种形态转化为另一种形态,但宇宙总体则既不损也不增。“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向。”说明任何相对的事物都可以互相转化,并且指明在事物量的积累中,便可以知其质变。这种观点,不同于传统的“物极必反”,它突出了量变中的局部质变,这是十分可贵的。
“养生”与“体道”
《列子》用较多篇幅论述了“养生”与“体道”的关系,即如何修养身心以把握世界的本质规律。《黄帝篇》中说“至道不可以情求”,认为必须依靠理性思维认识事物。“在己无居,形物其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即要像水一样顺从自然规律,像镜子回声一样如实反映客观世界。这里面包含了唯物反映论的合理成分。《列子》认为只有通过长期实践,才能达到对“道”的直觉体验。
孙武,生卒年不详,字长卿,齐国乐安(今山东博兴北,一说惠民)人,中国古代军事学家,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奠基人,春秋末期吴国将军。著有《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春秋末期,今本十三篇,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军事理论著作。该书总结当时及以前的战争经验,继承发展前人的军事理论,对战争军队治军将帅作用战略战术原则战法等军事理论和实践,都有许多创见,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书之祖”。《孙子兵法》中饱含朴素的唯物论及辩证法等哲学思想。
唯物主义的反天命无神论
《孙子兵法》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不要相信鬼神,不问卜,不用固有经验类比往事,不依靠星辰运行去推测吉凶祸福,而是要从了解敌人情况者的口中去取得信息。《孙子兵法》中也讲到“天”,但他对于“天”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是人格神的看法是本质不同的。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武努力探索战争规律,在《孙子兵法》中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这一条论断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孙武认为,敌情是“三军之所恃而动”的依据,战前必须认真地了解和掌握。在知己方面,孙武提出了“识众寡之用”“以虞待不虞”“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的制胜之道。
阴阳学说的灵活运用
孙武说自然之天中,阴阳包括昼夜晴雨等。在行军作战时,要注意阴阳的利用。孙武认为,驻扎军队应该选择向阳干燥的地方,避免背阴潮湿的地方。因为营地在背靠阴湿之地,士兵容易生病。在丘陵和堤防这种地形上,要抢先占领向阳的一面,并把它作为军队的主力或主要翼侧的依托。孙武把阴阳学说推广到军事领域,是朴素辩证法的正确应用。
普遍联系地分析战争
孙武分析战争,不是单纯地就战争分析战争,就军事分析军事,而是运用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战争现象军事问题加以考察与解读。战争军事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孙武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形篇》)这里所谓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计篇》);所说的“法”,就是加强法制,严明赏罚。这就表明政治基础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此外,战争军事与经济外交等的密不可分在《孙子兵法》中都有论述。
墨子(约前8前7,一说前7前381),名翟,春秋末战国初期鲁国人(滕州)。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早年曾学习儒术,但后来逐渐对儒家的繁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独树一帜,创立墨家学派。
墨子一生的活动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二是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独树一帜的认识论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闻知”又被他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都不应当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亲知,就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别同异明是非”的辩学
墨子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将逻辑学称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兼爱非攻”是思想的核心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墨子这种“爱人如己”的思想学说必然会导致他的“非攻”思想,他反对一切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非攻”思想既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也提出了处理国家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哲学上看,“非攻”都可以称为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的先驱,给后来的思想家以深刻的启迪。
慎到(前前),战国时赵人,原来学习道家思想,是从道家中分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根据《史记》记载,他早年在邯郸从事学术活动,后来到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参加各派的学术辩论,名声由此大震。但是随着齐国和稷下学宫的衰落,他的思想也由此被历史埋没。
慎到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曾经给楚襄王献了一个“连环三计”,解决了楚襄王的燃眉之急。
据说,楚襄王刚刚即位,齐王的使者便赶到楚国,说:“当初陛下作太子时留在齐国当人质,以献楚国东地00里作为提前返楚的条件。如今,陛下不会食言吧?”
楚襄王一时怔住了,然后请齐使先去休息,并急忙请来了当初劝他献地脱身的太傅慎到。
慎到说:“别慌,大王明天召见众大臣,让他们各献妙计。”
第二天早朝,上柱国子良率先献计:“大王金口玉言,一旦不讲信义,将被天下诸侯讥笑。先给地,显大王守信;再夺回,显大王武力强大!”
子良退下,昭常上前劝谏:“大王,割东地00里,楚国将失半壁江山。我愿率兵死守!”
昭常退下,景鲤给襄王分析:“地要给,否则将失信于天下。楚国弱于齐国,臣愿赴秦国凭三寸不烂之舌搬来救兵!”
景鲤退出后,慎到进来。襄王苦着脸告诉了一切,慎到说:“大王,他们各有见地,您全采用!”襄王瞪了他一眼,“别开玩笑啦!”
慎到伸出右手三指:“大王发给子良50乘,东面献地00里给齐;在子良起程的第二天,派遣昭常为大司马,令他去镇守东地;在派遣昭常的第二天,再派景鲤率车0乘,去向秦国求助。这叫连环三计。我保证大王不用一兵一卒,就能让00里东地完好无损!”
后来果不其然,齐王不敢再提那00里土地的事情。
慎到的著作《慎子》原本篇,现仅存7篇和一些逸文。
听命君主,依法办事
慎到主张“民一于君,事断于法”,即百姓百官听从于君主的政令,而君主在做事时必须完全依法行事。而且,立法权也要集中于君主之手,各级的官吏只能严格地遵守法律和执行法律,即“以死守法”。百姓则要接受法令的规定,按法做事,即“以力役法”。慎到认为这样才能实行法治,并取得功效。在具体执法的过程中,君主要做到公平执法。他主张立法要为公,反对立法为私,认为法治比人治优越,甚至说不好的法律也比没有法律好。
重“势”和“无为而治”
慎到提倡重“势”和“无为而治”。“势”指的是权势。重“势”是为了重视法律,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才能保证法律的执行。慎到把君主和权势分别比喻为飞龙和云雾,飞龙有了云雾才能飞得高,如果云雾散去,飞龙就是地上的蚯蚓了。如果有了权势,即使像夏桀那样的昏庸残暴,命令也能执行,即“令则行,禁则止”。如果没有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德,百姓也不听从命令。所以,慎到反对儒家主张的“德治”,认为那样不可能使法律贯彻执行,会产生很多弊端。在无为而治方面,他认为,如果国君什么事都自己亲自去做,不但会筋疲力尽,还会使大臣不积极做事,一旦有了过失,大臣会把责任推到君主身上,君臣矛盾的激化甚至会导致谋反篡位出现。
商鞅(约前0前8),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姬姓,卫氏,全名为卫鞅。因卫鞅本为卫国公孙族之后,故又称公孙鞅。后封地于商,后人称之商鞅。
商鞅年轻时喜好刑名之学,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临终前将他推荐给魏惠王,并说如果不用,一定要将他杀死,不能让他出境。可是魏惠王既没用他也没杀他。
商鞅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就离魏去秦,以变法强国之术游说孝公,孝公大喜。但甘龙杜挚等大臣对变法并不赞成,他们制造舆论,以为“智者不变法而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孝公不为所动,仍以商鞅为左庶长,下令变法。
新法令推行几年后,秦国国势蒸蒸日上,孝公以此为基础,开始了第二次变法。
公元前年,秦国富强,并乘魏在马陵之战中的失利而伐魏,商鞅用诈谋迫使魏国割地求和。商鞅也因此战功受封于商(今陕西商县河南西峡一带),号称商君。
商鞅变法期间,因执法较严,引起秦贵族的怨恨。孝公卒后,公子虔一伙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商鞅打算逃入魏国,但魏因此前一战拒不接纳。商鞅不得已而归秦,试图反抗但兵败被俘。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革新变法思想
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有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重刑少赏思想
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
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也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重本抑末,反对儒术
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申不害(约前8前7),亦称申子,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郑国京县(今河南荥阳,属郑州)人。
韩国灭郑国年后,韩国已处弱势。但韩昭侯颇具雄心,即位不久,就任用申不害为相,使申不害得有用武之地。
韩昭侯四年(前),素与韩有矛盾的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重兵压境,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今魏国强大,鲁国宋国卫国都去朝见,您执圭去朝见魏王,魏王一定会心满意足,自大骄狂。这样必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建议,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缔约为友邦。申不害也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
申不害在韩国为相期间,进行了变法改革。他先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然后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第三,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此外,申不害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
申不害相韩年,使韩国虽处强国的包围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公元前7年,申不害卒于韩都(今新郑)。其著作《申子》,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别人引用的零章断句,比较完整的只有《群书治要》卷三六所引《大体篇》。
“术”的思想
申不害所言的“术”是君主的专有物,是驾驭驱使臣下的方法。“术”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这是指国君公开用来选拔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具体说,就是君主要依才能委任官吏,然后考察其是否称职,是否忠诚,据此决定赏罚。二是君主要“藏于无事”,“示天下无为”,这是驾驭臣下的权术。具体说,就是国君要“去听”“去视”“去智”,让臣下猜测不到国君意图,无从讨好取巧。这样君主就能像明镜一样,“静观”臣下的一切,真正做到“独视”“独听”和“独断”,进而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使臣下慑服。申不害还强调:“治不逾官,虽知弗言”,意即各级官吏既不许失职,也不许越权。凡不属于职权范围的事,即使知情也不能讲。其目的还在于维护君主专制。
要立法无私
申不害反对立法行私,“天道无私,是以恒正;天道常正,是以清明。”认为国君既要掌握驾驭群臣的“术”,又要做到正直无私,这样臣下才能忠于职守。他曾对韩昭侯说:“法者,见功而行赏,因能而受官。今君设法度而左右之请,此所以难行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民族文化最富有创造性的时期,最有原创性的时期,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基本的元素都是在这个时代建立起来的。而孟子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想给中国人建立“大丈夫人格”精神的一个人物。
孟子(前7前8),名轲。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后世将其与孔子并称为“孔孟”,且称其为“亚圣”。孟子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来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邹城东南)。孟子三岁丧父,母亲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师承子思(一说是师承自子思的学生),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学成之后,孟子周游齐晋宋薛鲁滕梁列国,游说他的“仁政”和“王道”思想。但由于当时诸侯各国忙于战争,他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几乎没有人采纳他的治国思想。于是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孟子》。
《孟子》一书是对孟子言行的记录,其文章纵横驰骋,汪洋恣意,极富雄辩色彩,经典语录层出不穷,其中展现出的智慧火花,让人眼前一亮。
以民为本的仁政思想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则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为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就是“仁政”。“仁政”的基本精神也是对人民有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在政治上表现为,孟子说,对一个国家而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经济上,孟子主张“民有恒产”,让农民有一定的土地使用权,要减轻赋税等。
人性本善
“人性本善”是孟子的最大发明和哲学贡献,是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将人性之善和水之就下来进行比喻。他说:“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额头之意);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进一步,孟子认为,性善的根据是心善,心,指的是“良心”或“本心”,也就是说人都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而“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无不知敬其兄也”则说明“良心”或“本心”是人所固有的,能不能得到它,全靠自己主观的努力。
道德伦理规范
孟子将道德伦理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名家,是诸子百家其中之一,是一个很小的学派,但却十分的有声望。名家的创始人叫邓析,是春秋时代的人。这个人比较善于诡辩,创造了“两可”学说。惠施继承了邓析的衣钵。
惠施(约前70前0),战国时政治家辩客和哲学家,是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虽然是宋国人,但他主要活动于魏国。惠施主张魏齐和楚联合起来对抗秦国。魏惠王在位时,惠施因为与张仪不和而被驱逐出魏国,他首先到楚国,后来回到家乡宋国,并在那里与庄子成为朋友。魏惠王死后,张仪失宠,惠施回到魏国。
惠施的著作已经失传,现在能看到的只是记载于《庄子。天下》中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个结论性命题。
“历物之意”的十个哲学命题
惠施的十个哲学命题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7。今日适越而昔来。8。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0。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这十个哲学命题不是简单的理论堆砌,而是有系统的,而且也是有目的的。它先举宇宙原理:“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基本空间观念,引出“无厚”的概念,既然“无厚”,自然“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进而包含对贵贱天定理论的抨击。继空间阐述后,进而举时间原理“日方中方睨”,由时间的流动不居引出事物的变迁不定,所以有“同异”之说。至此前点为基本原理部分,以下是个例证,“南方无穷有穷”证空间原理;“今日适越昔来”证时间原理;“连环可解”是证“同异”原理;“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突显出其平等去尊的核心理念。最后以“泛爱万物,天地一体”总结其为学的精髓所在,义理所归,即包纳天地万物的“泛爱”。
稀奇古怪的观点
惠子还有一些名满天下的观点,但大多都稀奇古怪,让人匪夷所思。如:“卵有毛马有卵火不热目不见龟长于蛇连环可解犬可以为羊老太婆有胡须小马驹没有娘鸡有三只脚轮子并不碾地”等,这些都让后来的哲学家们揪着头发思索。胡适研究后解释道:鸡蛋中有鸡的形状和鸡毛,否则怎么变出鸡呢,所以卵有毛。生物的前一种形式包含后一形式的可能性,马虽然不是卵生的,但曾经有过卵生的进化阶段嘛,所以马有卵。而飞鸟的影子是不动的,那是因为视觉暂留现象。这些看似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命题,表面上匪夷所思,但在深层中却隐藏着某种合理的内涵,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义。
庄子(约前前8),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又说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民权县境内)人。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在家乡做过管漆园的小官吏,有时还以打草鞋为生,生活贫困。
庄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庄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五十二篇,今存三十三篇,分为三部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内篇乃为庄子所著,外篇多数为庄子所著,但间有弟子所篡补者,杂篇多为后学弟子所推衍。
《庄子》一书的哲学思想大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逍遥游的人生境界
“逍遥游”指不受任何约束和任何条件的限制,自由自在地遨游。庄子在《逍遥游》一篇中运用了几个著名的寓言故事,如鲲鹏变化的故事宋荣子依赖自身见解列子御风而行等,来说明自己所提倡的人生境界。庄子认为只有那种顺着自然的本性,能够驾御天地间的阴阳风雨晦明六种气的变化,能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任意遨游的人,才是“无所待”的。“无所待”是庄子理想中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绝对自由的境界逍遥游。
万物齐一的认识论
庄子认为天地万物表面上有着千差万别,但本质上是没有区别同等均齐的。庄子举了大量的例子,来说明事物之间没有什么大小彼此是非的区别。他认为,从万物相异的一面去看,肝和胆就如同楚国和越国相距那么远;从它们相同的一面去看,万物又都是一样的。了解了这一点,人们就不会去关心耳目适宜于何种声色,只求心灵游放于“德”的和谐境地;从万物相同的一面去看,就感不到有什么丧失,所以看自己断了一只脚就好像失落了一片泥土一般。
继承又发展了的“道”
与老子不同的是,庄子讲“道”并不在于为了探讨和论证宇宙的本体是什么,而在于探讨人的本体。庄子认为人是宇宙自然的一部分,“道”是万物的本体,也即是人的本体,道的本性是自然无为,所以它体现在人身上就是自然之性,人应当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去生活,应效法那支配宇宙万物的无所不在的“道”,使自己成为永恒的无限自由的存在。庄子哲学处处都力求从宇宙本体“道”的高度来论证人生的哲理,把人的生活放到整个无限的宇宙中去加以观察,以此来探求人的精神达到无限和自由的道路。
内游于心,外游于世的实践论
庄子哲学不仅用理智来认识,更是用行动来实践。内游于心外游于世就是庄子达到无限和自由境界的实践论路径。内游于心要靠个人人格修养的内省功夫,即“心斋”和“坐忘”来实现。而外游于世则体现了他的如何处世的态度,即不弃世逃世或隐世,而是安于命化于时顺于人。从功用的角度看,和顺于人,虚己游世,可免害保身,无疑是外游于世的主要价值所在。但是从更高的哲学本体论的角度来看,游世也是得道的精神境界的一种自由的表现,是有极高精神修养的人才可能具有的。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有一天,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自己非常快乐,悠然自得,不知道自己是庄周。一会儿梦醒了,却是僵卧在床的庄周。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呢?
梦引发的人的存在的问题
庄子借“梦蝶”提出一个哲学问题人如何认识自身的存在。
庄子将人的存在问题设置于梦境中,其实也是借寓言影射“人生如梦”。庄子重生,珍视而执着人生,所以便觉人生的短暂与生命的易逝,短促的人生就显得难以把握和难以认清,因此便会产生虚幻的感觉。而且,当人被作为存在者对存在进行追问时确实是难以明辨的,由于个体存在的偶然性与感性因素的存在,存在的真实性很容易迷失在现象世界中,人的自我意识也会迷失其中,难辩真伪。
梦引发的人与外物的融合交感的问题
人与外物能否融和交感?其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关系?这是哲学上的一个老问题。这个问题在庄子这里并没有进行理性的分析,而是进行审美的体验。
庄子在梦中化为蝴蝶,将自我的情意投入到蝴蝶身上,与蝴蝶相互会通交感,从而进入一种凝神的境界之中,物我的界限便消解融和了,他们浑然一体。这整个过程全是以美学的感受来体会。庄子就是这样透过“美感的经验”,借蝶化的寓言来破除自我执迷,泯除物我的割离,使人与外在自然世界,融为一个大和谐的存在体。
人生如梦的“物化”超越
“庄周梦蝶”最后提出的“物化”,其实是要通过审美的方式超越悲剧人生,因为人只有审美地存在才能超越外在的功利目的,才能最终完成完善人格的建构,成为完全的自由之人。另外,“庄周梦蝶”的这种超越反映到生死方面,也体现出中国哲学的乐观主义,或者说是“知天乐命”“安时处顺”,毕竟它只是要达到哲学上的超越,而不求得现实中积极的抗争。
梦寓示的相对主义观点
庄周梦蝶其实是一种相对主义,意在指明一切事物的存在变化,包括所谓有无大小是非寿夭贵贱贫富等都是有限的局部的和不确定的无意义的,要从一个混沌完全齐备的整体分出有无是非大小等来认出寻出种种区别,就会失去真实的本体存在。因为“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只有在精神上超越不真实的现象世界,只有从有限事物的束缚和局限中解脱出来,才能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公孙龙(前0前0),传说字子秉,战国时期赵国人。能言善辩,曾经做过平原君的门客,是名家的代表人物。
公孙龙在诸子中能脱颖而出,主要是基于他的《白马论》。
据说,当时赵国一带的马流行烈性传染病,导致大批马匹死亡。秦国战马很多,为了严防这种瘟疫传入秦国,秦就在函谷关口贴出告示:“凡赵国的马不能入关。”
这天,公孙龙骑着白马来到函谷关前。关吏说:“你人可入关,但马不能入关。”公孙龙辩到:“白马非马,怎么不可以过关呢?”关吏说:“白马是马”。公孙龙讲:“我公孙龙是龙吗?”关吏愣了愣,但仍坚持说:“按规定不管是白马黑马,只要是赵国的马,都不能入关。”公孙龙常以雄辩名士自居,他娓娓道来:“‘马’是指名称而说,‘白’是指颜色而言,名称和颜色不是一个概念。‘白马’这个概念,分开来就是‘白’和‘马’或‘马’和‘白’,这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譬如说要马,给黄马黑马就可以,但是如果要白马,给黑马黄马就不可以,这证明,‘白马’和‘马’不是一回事吧!所以说白马就不是马。”
这就是著名的“白马非马”观点,它和后来的“离坚白”观点同样著名。公孙龙的著作结集为《公孙龙子》。《公孙龙子》在西汉时共有篇,唐代时分为三卷,北宋时遗失了8篇,到目前只残留篇,共一卷。
著名命题“离坚白”
公孙龙分两个部分来证明他的“离坚白”的命题。第一部分,先假设有坚而白的石。对于这一个坚白石,用眼看,则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所以,从知识论方面说,只有“白石”或“坚石”,没有“坚白石”。第二部分是包含着形而上学的辩论。其大意是说:坚白二者作为共相,是不定所坚的坚,不定所白的白。坚白作为共相表现在一切坚物一切白物之中。当然,即使实际世界中完全没有坚物白物。而坚还是坚,白还是白。这样的坚白,作为共性,完全独立于坚白石以及一切坚白物的存在。坚白是独立的共相,这是基于实际世界中有些物坚而不白有些物白而不坚这样一些事实。所以坚白显然是彼此分离的。
艰深玄奥的《指物论》
《公孙龙子》中还有一篇《指物论》。《指物论》主要讨论的是能指与受指,即语言(而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而没有涉及所指。《指物论》是公孙龙语言哲学的总纲,也几乎包含了他的全部世界观。
在《指物论》中,公孙龙以“物”表示具体的个别的物,以“指”表示抽象的共相。“指”有名词的意义,就是“手指头”;有动词的意义,就是“指明”。公孙龙之所以用“指”表示共相,正是兼用这两种意义。此外,公孙龙以“指”表示共相,还因为“指”字与“旨”字相通,“旨”字有相当于“观念”“概念”的意思。一个普通名词,用名家术语说,就是“名”,它以某类具体事物为外延,以此类事物共有的属性为内涵。一个抽象名词则不然,只表示属性或共相。可以说,在汉语里,一个共相就是一个名所“指”的东西。公孙龙把共相叫做“指”,就是这个缘故。
荀子(约前前8),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名况,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
荀子入秦拜见秦昭王之事,无论对儒家学派还是对中国学术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大约在八十岁左右(一说五十岁左右)的时候,荀子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打破“儒者不入秦”的传统,去秦国考察。这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它预示着儒家的仁政学说,将与专制统治联姻。正因为这样,才有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辉煌场面。
《荀子》,又称《孙卿对书》或《孙卿子》,为荀况及其弟子所著。西汉刘向整理时定为篇,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荀子亲手所著的篇,一类是荀子弟子所记录的荀子言行,共篇,一类是荀子及弟子所引用的材料,共篇。前两类是研究荀子思想的直接材料,是《荀子》一书的主体。
荀子博学深思,其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名墨诸家之长。
“天人之分”与“人定胜天”
哲学思想是荀子思想的精华部分,而其中的天道观更为突出。荀子认为天是客观存在,它有自己运行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天的运行有自身的规律,不因为尧而存在,也不因为桀而消亡。天不因为人厌恶寒冷而停止冬季,地不因为人厌恶辽阔遥远而废止其广大。他明确提出了“天人之分”的观点,把天与人严格区分开来。此外,荀子还进一步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也就是说,人可以利用自然规律,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有力地驳斥了宿命论。在处理天人关系问题上,荀子代表先秦思想的一个高峰。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站得都高。
感觉经验与思维作用并重的认识论
荀子的认识论具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色彩。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这就说,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动力,客观事物是可知的。人依靠感觉器官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耳目口鼻形”,荀子称之为“天官”。他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荀子。天论》中叫做“天君”。通过心的作用,把由感觉器官所获得的彼此孤立的感觉上升为认识,比较正确地说明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的关系。比如,用眼看到树,知道树的形状高矮颜色;通过心的辨别,得出正确的判断:这是树。荀子的认识论重视感觉经验,同时又注意思维(“心”)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他克服了墨子单纯强调感觉经验的片面性,也克服了孟子单纯强调“心”的作用的片面性。
荀子认为,“心”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虚一而静”,即不要以已经获得的知识来妨碍获得新的知识,不要以已经见到的东西而分心,妨碍认识新的东西,而且“心”还必须安静,不能胡思乱想干扰正常的认识活动。这就是“虚一而静”。
同时,荀子对“知”与“行”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说明,他说:“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即是说,听说的不如看见的,看见的不如自己知道的,知道的不如已经实行的,学到最后要达到实行。他强调“行”在认识中的地位,虽然他所谓的“行”只是个人的行动,还不就是社会实践,但仍属唯物主义的观点。
人性本恶
冯友兰先生说:“荀子最著明的是他的性恶学说。表面上看,似乎荀子低估了人,可是实际上恰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养的哲学。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与天地有同等的重要性。”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就是人为。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有极大的区别,但就通过所谓的“圣王之教”来教育感化民众这一目的而言,他们又是一致的。其性恶思想也被后人认为是其法家思想趋向的萌芽。
韩非(约前8前),战国时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
身为韩国公子的韩非,目睹韩国日趋衰弱,多次向韩王上书,希望韩王变法图强,但韩王置若罔闻,这使韩非非常悲愤和失望,于是写了《孤愤》《五蠹》《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忧愤而不容于时的愤懑。
这些著作流传到秦国后,秦王大加赞赏,推崇备至。为了见到韩非,秦王下令攻打韩国,韩王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韩非很高兴,但没有信任和重用他。后来,韩非受到李斯和姚贾的谗害,死于狱中。
韩非死后,后人把他的著作辑集成《韩非子》。《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主张在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势”即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政治权术。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法律与规章制度。到了韩非时,他认为“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他第一次提出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结合相辅为用的政治思想体系。韩非认为治国要有法,主张明法令,设刑赏,奖励耕战以富国强兵。
“道”与“理”
韩非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道”。他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对老子“道”的概念进行了改造,使其具有客观物质性的内容。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万物。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主张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矛盾之说”的首次提出
韩非首倡“矛盾之说”。韩非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他认为,所谓矛盾,是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矛盾和对立是普遍存在的。但矛盾双方的地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他认为在导致矛盾转化的条件中,内因固然有决定的作用,但外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进化的历史观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反对“先验”的认识论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
吕不韦(?前),战国末年著名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滑县)人。吕不韦原本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他往来于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以“奇货可居”闻名于世,并因此积累起千金家产。
吕不韦在庄襄王时期任丞相,封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受命以“仲父”身份摄政领国,辅佐岁的秦王嬴政,直到其岁加冠亲政。秦王嬴政亲政后,吕不韦公开发布《吕氏春秋》,与秦王嬴政发生治国理念的冲突,被贬黜洛阳;后来,秦王欲再贬迁吕不韦于巴蜀之地,吕不韦饮鸩自杀,埋葬于洛阳北邙山一带。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成书于公元前年。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
改造与继承
《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吕氏春秋》吸收了这种思想,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认为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物质起源的精气说
在物质起源的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
不断发展的社会历史观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它还用“刻舟求剑”的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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